《变局与变奏：两次全球化与中国复兴》 张丽 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
现今，全球化格局深度调整，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东西方发展的历史变奏再度引发关注。回望五百年来全球化进程中中西升降涨落的历史，重新理解近代“中西大分流”，方能明得失、知兴替，更清晰地把握当下中西方竞争的深层逻辑。
重新理解近代“中西大分流”
近代西方兴起与明清中国衰落，被美国加州学派领军人物、历史学家彭慕兰称为“大分流”现象。这一议题的重要性，在当代史学界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且随着中国的重新崛起，其研究价值愈发凸显。
“中国复兴”作为21世纪最具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不仅挑战了诸多流行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理论，更持续激发着新一轮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浪潮，一大批新兴史学理论与宏大论著已在国内人文社科领域相继涌现。因此，站在“中国再次崛起”的视角，对两百多年前“中西大分流”这个宏大历史现象进行重新解释，必将让当下成为21世纪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创新的沃土。
张丽教授的这部著作，正是对这一历史呼唤的有力回应，是国内经济史学界回应“大分流之谜”、系统梳理海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一部重要作品。该书以丰富史料和宏大历史视角，梳理了大航海时代后第一次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脉络，并探析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帮助读者深刻理解当今中美贸易摩擦和中西方经济竞争的深层机制与未来走势。
“西方中心论”曲解了工业革命
经济活动是一切政治与社会活动的物质基础。因此，如果缺乏对西方近代经济史的了解，就难以对西方文明史和人文思想史（包括经济学思想史）形成独立的识别和批判反思能力，也无法真正理解当今中美冲突乃至中西方冲突的根源和走势。
但国内不少人文社科研究者，对西方近代经济史，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的真实历史与经济学逻辑缺乏系统认知，往往在西方主流话语塑造的“西方中心论”框架下人云亦云，简单将工业革命归因于《大宪章》、“光荣革命”所确立的法治与对王权的限制。这正如国内外流行的科学史普及读物和高校课堂，谈及近代科学革命时，总喜欢从《几何原本》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所采纳的演绎方法开始讲起，容易造成“言必称希腊”的科学史观，也让“科学革命是基于古希腊公理演绎方法”的错觉广为流传。
理解英国工业革命必先理解纺织业的规模化大生产革命，而这一变革的发生，又离不开大航海之后的全球殖民运动与世界市场的开拓。对此，熊彼特和马克思等思想家早已洞察并予以揭露。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
以经济史透视西方文明的本质
从0到1的技术发明，如果没有对应的市场应用场景，就只是停留在专利局抽屉里的申请书而已。只有在巨大市场需求驱动下，技术才能持续迭代，真正转化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力量。例如中国发明的火药，在战乱频仍的欧洲获得了广泛应用场景，从而推动欧洲火炮技术快速迭代升级。
西方政府与企业深谙市场是国家战略资源，市场规模决定技术生死，因此频繁将市场封锁作为遏制对手的重要工具。美欧近年对华为手机与5G技术的围堵便是典型案例，再好的产品和技术，没有了市场，也难以生存，更无从迭代更新。而华为能够顶住压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提供了强大缓冲。
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制度与法治建设，本质上是内生的，由工业化进程倒逼形成，正如交通规则是由道路交通的发展倒逼而来。英国纺织业革命时期，机器生产冲击传统手工业，引发大量工人失业，手工业主怒砸机器的“卢德运动”随之爆发。正是这一社会冲突，倒逼英国议会出台《捣毁机器惩治法》，将破坏纺织机器定为重罪，以法律形式保护资本与技术革新。因此，脱离殖民扩张、世界市场、“战争—商业”循环所催生的大规模技术应用场景，仅从私有产权保护、某项关键技术发明的角度，根本无法正确理解工业革命。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邓恩对此指出：“在我看来，认为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是因为采取了某种政治制度带来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
总而言之，对“西方中心论”学者那种“言必称希腊”、刻意简化与曲解西方工业化历史的现象，不能再任其流行。要真正学习和理解西方文明史、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科技史，不妨从重新学习与正视西方经济史开始。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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